名医匾话:金匾高悬传美名

来源:健康谷 作者: 出处:巧巧健康 2006-12-22

    民国年间,上海某富商患病,群医束手,以为不治。独有一位中医认为可救,处方数剂,竟告痊愈。富商很感激,出千元求章太炎先生为题一匾,借重以扬其名。太炎手书四字,曰“第三扁鹊”。富商大惑不解,请教于他人,都认为“第三扁鹊”显含贬义,可能是“第二扁鹊”笔误。富商婉求太炎改写,章氏大发脾气,说:“所书无误,医之誉,无过于此者。彼果为名医,必知其义。”且补署落款“章炳麟”(太炎之名),以坚其信。富商不得已,将书法制匾奉送。医者收到后,喜出望外,高悬于厅堂。原来《史记》中的扁鹊,姓秦名越人,《史记正义》引《黄帝八十一难序》云:“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,仍号之为扁鹊”,已经是“第二扁鹊”了,故誉某医为“第三扁鹊”并没有错。章太炎满腹经纶,焉能不知此等学问。此是一段趣话,借此谈谈有关名医与匾额的故事。

    匾,或称匾额,是为题有颂扬或命名内容文字的横额,-般挂在厅堂或门亭上,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形式。说起来,扁额与名医常常有着不解之缘。医生治好了病,尤其是大病重病,患者为表谢意,最隆重者莫过于送一块金字牌匾了,古来如此。“妙手回春”、“悬壶济世”、“杏林春暖”等等匾额,着实可令厅堂蓬壁生辉。如果牌匾出自名家或权贵之手,其份量自然非同一般,常常寓含着一段历史,彰扬着医者的美名……

    龚廷贤(1522~1619年),江西金溪县人,曾任太医院吏目。明万历21年,鲁敬王朱寿曾之妃张氏,患腹胀如鼓,左胁积块刺痛,坐卧不宁,昼夜不寝,痰嗽喘促,饮食不进,诸医罔效。召廷贤诊治,服药百剂,苦楚全消。鲁王大喜,称之为国手,钦赐匾额一方,题曰“医林状元”。是医学史上获得“状元”荣誉称号的第一位医生。廷贤墓地在今抚州市金溪县,墓碑上刻着“明太医院御医医林状元龚廷贤墓”字样。

    1916年,孙中山赴绍兴视察时,陪同前往的胡汉民先生患病,经绍兴名医裘吉生诊治,服药治疗,一剂即愈,孙中山手书“救民疾苦”四字相赠。绍兴文人刘大白也拟了一联相赠:“未必逢凶化,何曾起死回。”横额“集腋成”,合在一起即隐含“裘吉生”三字。1929年,全国中医界奋起反对汪精卫“取缔中医案”,当时会场里和报纸上都悬挂和刊登了孙中山先生的这幅题辞,影响之大,自不待言。

    孙中山先生还曾为沪上名医丁甘仁题匾。丁甘仁热心公益事业,济世扶贫,作出许多善举,时人颇有口碑。他在沪南、沪北创办了两所广益中医院,主要为了嘉惠贫困病人。丁氏每诊仅收1角(当时丁氏诊金一般为1、2元),即可免费得药一帖。由于丁氏善举影响,又有多医慷慨解囊,创设了仁济善堂、联义善会等多家施医所,广济大众,流泽无穷。孙中山感其诚德,亲书“博施济众”匾额嘉勉之,其匾即悬于丁氏诊室大厅正中,足以令蓬壁生辉。

    张简斋(1880~1950年),民国时南京“首席名医”,中医界有“南张北施”之说,即南方的张简斋,北方的施今墨,俱为国手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题“当世医宗”一匾赠与张简斋,也算实至名归。

    1937年七七事变后,云南58、60军北上抗日,云南白药发明者曲焕章满怀爱国热情捐献了3万瓶百宝丹(白药)给抗日将士。李宗仁率40万官兵与日军血战台儿庄,云南白药以其神奇的“止血愈伤”功效救治了无数的抗战儿女,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。蒋介石闻知很高兴,挥毫题写了“功效十全”匾额,专门派员到昆明赠给曲焕章。一时间,百宝丹的名声与抗日热潮一起传遍神州大地。云南省督军唐继尧也曾赐匾“药冠南滇”。

    1929年,汪精卫提出了臭名昭著的“取缔中医案”,激起全国中医界的愤怒。名医施今墨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,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。老天有眼,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疾,遍请西医,未见少效,行将不起。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,汪精卫无奈,同意试试。施今墨凭脉言症,每言必中,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,频频点头称是。处方时施今墨说:“安心服药,一诊可愈,不必复诊”。病危至此,一诊可愈?众人皆疑。孰料仅服数剂,果如施氏所言病愈。老太太要送匾额,施今墨说:“不必送匾了,您只要看看中医能否治好病。”汪精卫这才不得不有所转变,题字送匾“美意延年”(荀子语)给施今墨。美意,乐意也,“美意延年”意为无忧患则益寿延年,是常用祝颂语。

    给医生送匾当然意味着褒扬感激之意,但是也有例外。范仲淹“不为良相,则为良医”一语,是对为医者的嘉勉,“功同良相”也常作为金匾上赞誉之语。但是如果把良医比作“良将”,那就绝无褒义了。解放前,上海某医可能把某人家眷之病看坏了,或者其他原因,某人送他一块牌匾,上书“功同良将”,这就绝非赞扬了。因为唐·曹松有诗句:“凭君莫话封侯事,一将功成万骨枯”,意谓大将建功立业是以千万士兵的生命作为代价的。所以,谓某医生“功同良将”实乃莫大嘲讽。业医者当时时警戒自己万勿作“良将”之医。

    名医能够得到患者赠匾,当然是很荣耀的事。但是凡事都有个限度,如果弄得满墙到处挂匾,如同书画展览,那就有点炫耀之嫌了。很多名医对此颇为不屑,对赠匾看得很轻,显示了一种超然淡泊的气节。比如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(1884――1949年),一生淡泊名利,名其书斋曰“泊庐”,取淡泊明志不求闻达之意。尝曰:“医家之技术如何,病家自有公论,何用自我吹嘘?”“医者以治病救人为目的,唯有恪遵仲景之言,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,以充实自身,始能济世活人。联匾等踵事增华之物,不过一宣传品耳,于学问何补哉。”凡有患者赠送匾额者,皆婉言谢绝,不容推却者,亦从不悬挂。另一名医肖龙友(1870~1960年),也与汪先生一样,不尚虚荣。先生德高望重,却从没有所谓名医派头儿。家门口只用一块尺许长、3寸多宽的小木牌,刻着“萧龙友医寓”5个小字,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。许多被治愈的社会名流赠送匾额,虽然书法、装饰优雅,但一块都不挂墙上。积多了还叫人刨平,用为制作家具的木料,其高风亮节足令世人景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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